第3章 北上
刘老道父亲二十六岁那年夏末，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身患重病。临死前，母亲将一份贴身藏着的房屋地契交给了他，并告诉他刘家在关外安东元宝山还有一座宅子，这座宅子是刘家祖爷爷几十年前年所建，由于地处偏远，加上没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刘家家产全部都被瓜分变卖殆尽后，这座宅子仍旧幸运的存留了下来。虽说刘家没落至今，但这座宅子是一定还在的。而今自已油尽灯枯，往后世上就只留有儿子孤身一人，现在把房契交给他，是让他在自已死后去趟关外找到这宅子转手卖了，能拿了钱回来让个小本买卖也好维持生计，如果再能娶妻生子给刘家留下个香火传承，她在九泉之下也好于刘家列祖列宗有个交代。
安排完这一切，老人家便撒手人寰去了。
变卖掉仅剩不多的家当凑了些钱，刘老道父亲把他的老母安葬好，带着几件四季衣服就去了宝龙观和自已师傅亦怀真人辞行。他想的是自已去趟关外找到刘家的宅子，卖掉了换成钱再回宝龙观，母亲已经不在了，自已也了无牵，回来后就让师傅渡自已出家，让个方外的道人，每天听听师傅教诲，和观众重道劳作嬉戏，生活应该也是十分快乐的。刘老道的父亲性格本就洒脱，在加自小受道门思想熏陶，所以即便是自小就过得清苦，对钱财外物也没什么向往，之所以他想卖了宅子换钱，也只是因为觉得这些年，自已师傅和观中的其他师兄弟对自已和母亲帮助良多，吃穿应用从未吝啬，师傅更是对自已有传道授业之恩，而近些年来战火四起，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宝龙观香火自然也是日渐稀疏，收入也大不如前，观中众道只能靠自耕自种勉强维持度日。如果自已能卖了宅子拿回些钱，也能让观里的日子好过些。
刘老道的父亲回到观中见了亦怀真人，把母亲已故，临终前要自已出关找自家宅子的事情和师傅讲了，并告诉师傅自已想要完成母亲遗愿，请师傅恩准，不过自已卖宅子是为给宝龙观换钱的想法他并没有说出，因为他甚至自已师傅早已超脱世外，若果说自已去是为了钱财，师傅是定然不会应允的。
亦怀真人沉思良久，叹了一声‘天意不可违’，便转身去到柜子处，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袱和一个木头盒子。包袱里是一套崭新的道袍和一双布鞋，盒子打开，里面则是一根木头发簪，一枚翠玉道印和三十几块银元。
把东西都放到桌上，亦怀道人拉过刘老道的父亲坐下，然后告诉他：道袍、布鞋、道簪和道印都是给他准备的，本想的是有朝一日他能继承下自已的衣钵，执掌这宝龙观时再给他。但现在既然他决定要远行，就且把这些东西先带在身上，如今世道兵荒马乱，关外地域又多有倭匪横行，如果他能去到关外完成母亲遗愿后再回来自然是最好，如果发生变故无法返回，那就留在关外自创道场弘扬道法，济世救人，也算是将宝龙观发扬光大了。而那三十几几块银元，就作为刘老道父亲的盘缠，让他一并带在身上傍身。
亦怀道人一生清苦，这几十块大洋是他几十年积攒才存下的家当。当时虽然已推行法币，但老百姓对法币存有顾虑，所以银元依然是民间的硬通货币。当时一块银元就可以买到几十斤大米，够普通人家吃上个把月了，亦怀真人早有一算，定是知道自已徒儿早晚用得着这笔钱，所以才一直替他存着。
刘老道的父亲再三推脱，无奈还是拗不过亦怀真人，只好把这些东西连带银元全都收了下来。
临行时，刘老道的父亲跪下给亦怀真人磕了三个响头，说自已完成母亲遗愿后便会立刻返回宝龙观，留在师傅身边伺侯。亦怀道人也叮嘱他出门在外，凡事三思后行，切不可仗着自已有武功，与人争勇斗狠，以免惹祸上身。刘老道的父亲应承后，便告别了师傅和观里的师兄弟们独自上了路。
那时，刘老道的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自已与恩师这一别，此生竟是再无相见之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九十有余的亦怀真人毅然率领宝龙观众道出山，投身到了抗日斗争之中，最终包括他在内的全观七十三人，全部死于日寇枪口之下。面对死亡，观中众道无一人投降，无一人退后，而宝龙观也被日寇纵火付之一炬。
“盛世道士深山修行，乱世道士下山济世”，一群瘦骨嶙峋的道长本着“替天行道”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脱下自已的道袍，放下自已的“道”，在国家危难之时，去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是何等的气概，又是何等的悲壮。
刘老道的父亲离开宝龙观时，穿的是以前观中师兄给他的旧道袍，师傅虽然给了新衣服，但是他没舍得穿，板板正正的放在包袱里，只不过他把师傅给的那个道簪别在了头上。本以为道人打扮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实际上这一路也并不顺利。时值军阀混战，四处都在抓壮丁，就连出家之人也不能幸免，所以刘老道的父亲也是小心谨慎，一路多有耽搁，直到初秋季节，才来到关外的辽省的奉天城。
奉天作为关外第一大城，繁华自然是不必多说，但是刘老道的父亲着急赶路，哪有什么心思闲逛，所以他只是找了个家面食铺买了些能保存的馒头干粮，就打算去奉天火车站成火车去安东。
当时南记铁路已经通车，辽沈境内的不少城市都可以乘坐火车来往。可刘老道的父亲去到火车站时，却被告知去安东的车要等上两日才有，无奈，他只能找了间小客栈住下来，想等上两日再说，不管怎么说坐火车也要比步行过去省力得多，也快捷的多。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已到奉天的那天正好是民国二十年的八月初七，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便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安排完这一切，老人家便撒手人寰去了。
变卖掉仅剩不多的家当凑了些钱，刘老道父亲把他的老母安葬好，带着几件四季衣服就去了宝龙观和自已师傅亦怀真人辞行。他想的是自已去趟关外找到刘家的宅子，卖掉了换成钱再回宝龙观，母亲已经不在了，自已也了无牵，回来后就让师傅渡自已出家，让个方外的道人，每天听听师傅教诲，和观众重道劳作嬉戏，生活应该也是十分快乐的。刘老道的父亲性格本就洒脱，在加自小受道门思想熏陶，所以即便是自小就过得清苦，对钱财外物也没什么向往，之所以他想卖了宅子换钱，也只是因为觉得这些年，自已师傅和观中的其他师兄弟对自已和母亲帮助良多，吃穿应用从未吝啬，师傅更是对自已有传道授业之恩，而近些年来战火四起，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宝龙观香火自然也是日渐稀疏，收入也大不如前，观中众道只能靠自耕自种勉强维持度日。如果自已能卖了宅子拿回些钱，也能让观里的日子好过些。
刘老道的父亲回到观中见了亦怀真人，把母亲已故，临终前要自已出关找自家宅子的事情和师傅讲了，并告诉师傅自已想要完成母亲遗愿，请师傅恩准，不过自已卖宅子是为给宝龙观换钱的想法他并没有说出，因为他甚至自已师傅早已超脱世外，若果说自已去是为了钱财，师傅是定然不会应允的。
亦怀真人沉思良久，叹了一声‘天意不可违’，便转身去到柜子处，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袱和一个木头盒子。包袱里是一套崭新的道袍和一双布鞋，盒子打开，里面则是一根木头发簪，一枚翠玉道印和三十几块银元。
把东西都放到桌上，亦怀道人拉过刘老道的父亲坐下，然后告诉他：道袍、布鞋、道簪和道印都是给他准备的，本想的是有朝一日他能继承下自已的衣钵，执掌这宝龙观时再给他。但现在既然他决定要远行，就且把这些东西先带在身上，如今世道兵荒马乱，关外地域又多有倭匪横行，如果他能去到关外完成母亲遗愿后再回来自然是最好，如果发生变故无法返回，那就留在关外自创道场弘扬道法，济世救人，也算是将宝龙观发扬光大了。而那三十几几块银元，就作为刘老道父亲的盘缠，让他一并带在身上傍身。
亦怀道人一生清苦，这几十块大洋是他几十年积攒才存下的家当。当时虽然已推行法币，但老百姓对法币存有顾虑，所以银元依然是民间的硬通货币。当时一块银元就可以买到几十斤大米，够普通人家吃上个把月了，亦怀真人早有一算，定是知道自已徒儿早晚用得着这笔钱，所以才一直替他存着。
刘老道的父亲再三推脱，无奈还是拗不过亦怀真人，只好把这些东西连带银元全都收了下来。
临行时，刘老道的父亲跪下给亦怀真人磕了三个响头，说自已完成母亲遗愿后便会立刻返回宝龙观，留在师傅身边伺侯。亦怀道人也叮嘱他出门在外，凡事三思后行，切不可仗着自已有武功，与人争勇斗狠，以免惹祸上身。刘老道的父亲应承后，便告别了师傅和观里的师兄弟们独自上了路。
那时，刘老道的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自已与恩师这一别，此生竟是再无相见之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九十有余的亦怀真人毅然率领宝龙观众道出山，投身到了抗日斗争之中，最终包括他在内的全观七十三人，全部死于日寇枪口之下。面对死亡，观中众道无一人投降，无一人退后，而宝龙观也被日寇纵火付之一炬。
“盛世道士深山修行，乱世道士下山济世”，一群瘦骨嶙峋的道长本着“替天行道”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脱下自已的道袍，放下自已的“道”，在国家危难之时，去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是何等的气概，又是何等的悲壮。
刘老道的父亲离开宝龙观时，穿的是以前观中师兄给他的旧道袍，师傅虽然给了新衣服，但是他没舍得穿，板板正正的放在包袱里，只不过他把师傅给的那个道簪别在了头上。本以为道人打扮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实际上这一路也并不顺利。时值军阀混战，四处都在抓壮丁，就连出家之人也不能幸免，所以刘老道的父亲也是小心谨慎，一路多有耽搁，直到初秋季节，才来到关外的辽省的奉天城。
奉天作为关外第一大城，繁华自然是不必多说，但是刘老道的父亲着急赶路，哪有什么心思闲逛，所以他只是找了个家面食铺买了些能保存的馒头干粮，就打算去奉天火车站成火车去安东。
当时南记铁路已经通车，辽沈境内的不少城市都可以乘坐火车来往。可刘老道的父亲去到火车站时，却被告知去安东的车要等上两日才有，无奈，他只能找了间小客栈住下来，想等上两日再说，不管怎么说坐火车也要比步行过去省力得多，也快捷的多。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已到奉天的那天正好是民国二十年的八月初七，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便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