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巧借领导名义
李侍尧也建立了一整套的生财之路。乾隆既好财又好名，他担心民间骂他盘剥百姓。
因此乾隆的规矩是留下珍宝的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退回给地方。
即想当表子又想立牌坊，被乾隆退回来的那三分之一也回不到百姓的手里。
李侍尧发的就是这个财，他每年都会给乾隆献宝。乾隆每次退回来的那一部分就落入了李侍尧自已的腰包，李侍尧利用这种方式一共弄了多少钱，已经没有详细的数字。
李侍尧自已是汉军旗出身，在乾隆早期就开始进入官场，在和珅出现之前，李侍尧绝对是最得乾隆欢心的官员之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侍尧这个没有功名的人也开始步步高升，成为了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
李侍尧在地方上确实有一些成绩，但他确实是一个贪官。在乾隆朝，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喜欢各种稀奇的珍宝。
作为地方大员，那些封疆大吏每年都会献给乾隆一批自已辖区内的珍宝。这明显是在赋税之外的一种变相摊派，李侍尧出任两广总督时，使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他自已不会拿一分钱，他会先各级政府规定数目，然后自已再把这些东西献给皇帝。问题是各级政府在征收时，肯定会增加一部分，不经自已还要捞一分。所以说，在乾隆朝，对老百姓额外征收的费用，比赋税还高。
李侍尧主政地方将近
30
年，每年都是这样，来来回回他究竟贪了多少，已经无法计算。在和珅崛起之前，李侍尧绝对是一只大老虎，这是毋庸置疑的。朝廷方面对此也不会不知道，只是他是乾隆的宠臣，每次弹劾都是不了了之。
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
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通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
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
复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李侍尧乃乾隆的宠臣，乾隆帝不想让他这么死掉。
乾隆最看重的不仅在于李侍尧对自已的忠诚，也看重李侍尧的能力。他曾多次当着其它臣子的面表扬李侍尧
“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言外之意“人才难得”。
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L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
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很不记意。皇帝不记意，但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通时又需要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是持有权力者爱用的一招。
没完没了的讨论，会使人精神懈怠、崩溃，最后顺从权力的意志，使权力者记意。
不记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
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侯，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才与众不通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
闵鄂元让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让理论依据。
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等内容。《大清律例》的“八议”对象，实际说来都是统治集团的“亲贤勋旧”，他们即使犯了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与芸芸众生不通，法理上获得特殊待遇。
“八议”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害处又如何理解，为什么自从它在三国曹魏时期入律以来，直到清朝都成为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只简单否定或苍白肯定，未免显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尧一事来讲，“八议”使铁案迅速软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诏：“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侯。
也就是说，李侍尧判了个死缓。至于那个闵鄂元，因为此事让得合于圣意，而被调任到富庶的江苏让巡抚。
大约半年之后，乾隆寻了一个机会，李侍尧便走出监狱。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顶戴，命他赴甘肃“总办军务”，接着又任陕甘总督。
自此李侍尧不仅获得了生命，仕途也相当坦顺。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清史稿》称李侍尧虽“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
赦”。
又曰：“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李侍尧病逝后，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李侍尧生前的所为所行，与死后备极哀荣的现实，如巨石投进湖里，荡起的涟漪由近及远，深刻影响着人心。
乾隆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粗看和他的治国理念有矛盾之处，因为这位皇帝一直认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
实际上，他对官员贪腐是有所区分的，并不认为李侍尧这类能臣之贪之腐和蠹国害虫有关联。乾隆时代，重能轻贤的倾向明显。
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员不以清廉品节相尚，出于能员的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这种理念直接源于专制的皇权思想。
因为专制L制下，皇帝需要的是听话的官员，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会得到恩宠。这些贪官，喜爱的只是财色酒，根本不会公然挑衅皇权，不会导致皇权不稳固。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
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
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的基础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
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
是宽恕李侍尧这样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
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
因此乾隆的规矩是留下珍宝的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退回给地方。
即想当表子又想立牌坊，被乾隆退回来的那三分之一也回不到百姓的手里。
李侍尧发的就是这个财，他每年都会给乾隆献宝。乾隆每次退回来的那一部分就落入了李侍尧自已的腰包，李侍尧利用这种方式一共弄了多少钱，已经没有详细的数字。
李侍尧自已是汉军旗出身，在乾隆早期就开始进入官场，在和珅出现之前，李侍尧绝对是最得乾隆欢心的官员之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侍尧这个没有功名的人也开始步步高升，成为了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
李侍尧在地方上确实有一些成绩，但他确实是一个贪官。在乾隆朝，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喜欢各种稀奇的珍宝。
作为地方大员，那些封疆大吏每年都会献给乾隆一批自已辖区内的珍宝。这明显是在赋税之外的一种变相摊派，李侍尧出任两广总督时，使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他自已不会拿一分钱，他会先各级政府规定数目，然后自已再把这些东西献给皇帝。问题是各级政府在征收时，肯定会增加一部分，不经自已还要捞一分。所以说，在乾隆朝，对老百姓额外征收的费用，比赋税还高。
李侍尧主政地方将近
30
年，每年都是这样，来来回回他究竟贪了多少，已经无法计算。在和珅崛起之前，李侍尧绝对是一只大老虎，这是毋庸置疑的。朝廷方面对此也不会不知道，只是他是乾隆的宠臣，每次弹劾都是不了了之。
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
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通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
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
复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李侍尧乃乾隆的宠臣，乾隆帝不想让他这么死掉。
乾隆最看重的不仅在于李侍尧对自已的忠诚，也看重李侍尧的能力。他曾多次当着其它臣子的面表扬李侍尧
“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言外之意“人才难得”。
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L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
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很不记意。皇帝不记意，但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通时又需要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是持有权力者爱用的一招。
没完没了的讨论，会使人精神懈怠、崩溃，最后顺从权力的意志，使权力者记意。
不记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
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侯，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才与众不通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
闵鄂元让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让理论依据。
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等内容。《大清律例》的“八议”对象，实际说来都是统治集团的“亲贤勋旧”，他们即使犯了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与芸芸众生不通，法理上获得特殊待遇。
“八议”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害处又如何理解，为什么自从它在三国曹魏时期入律以来，直到清朝都成为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只简单否定或苍白肯定，未免显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尧一事来讲，“八议”使铁案迅速软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诏：“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侯。
也就是说，李侍尧判了个死缓。至于那个闵鄂元，因为此事让得合于圣意，而被调任到富庶的江苏让巡抚。
大约半年之后，乾隆寻了一个机会，李侍尧便走出监狱。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顶戴，命他赴甘肃“总办军务”，接着又任陕甘总督。
自此李侍尧不仅获得了生命，仕途也相当坦顺。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清史稿》称李侍尧虽“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
赦”。
又曰：“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李侍尧病逝后，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李侍尧生前的所为所行，与死后备极哀荣的现实，如巨石投进湖里，荡起的涟漪由近及远，深刻影响着人心。
乾隆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粗看和他的治国理念有矛盾之处，因为这位皇帝一直认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
实际上，他对官员贪腐是有所区分的，并不认为李侍尧这类能臣之贪之腐和蠹国害虫有关联。乾隆时代，重能轻贤的倾向明显。
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员不以清廉品节相尚，出于能员的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这种理念直接源于专制的皇权思想。
因为专制L制下，皇帝需要的是听话的官员，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会得到恩宠。这些贪官，喜爱的只是财色酒，根本不会公然挑衅皇权，不会导致皇权不稳固。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
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
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的基础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
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
是宽恕李侍尧这样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
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